上周，本报推出报道《剖宫产率持续走高根源何在》，聚焦目前普遍存在的剖宫产率攀升的现状。追踪采访中，产科医生们不约而同提到同一个困境：越来越多的产妇，明明身体条件可以顺产，却执意要剖。怕疼、怕意外、怕产后漏尿、怕错过“黄道吉日”——理由各不相同，诉求却一致。面对这些要求，医生陷入两难——坚持原则，可能被投诉、被转院；顺从患者，又违背了“没有指征不剖”的行业规范。当医生的专业建议撞上产妇的坚定选择，谁说了算？

产妇与医生的“拉锯战”

“医生，我要比预产期提前八天剖宫产。”36岁的高女士第一次走进苏大附一院黄沁的门诊时，语气坚定。那天是家中老人算过的“黄道吉日”，孩子在那天出生会迎来“好命”。黄沁翻看了她的产检记录：胎儿足月，胎位正常，骨盆条件良好，血压血糖都在正常范围——没有任何剖宫产指征。黄沁花了近二十分钟解释，孩子的未来发展和出生日期没有关系，剖宫产是手术，有麻醉风险和感染可能，术后恢复也比顺产慢。产妇听完点了点头，第二天又来了，这次她给出了新的理由：酒店已经订好，满月酒的日子也定了，所有安排都围绕那一天。如果顺产，日子没法控制，整个计划全乱套了。

在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唐雍艳接诊的主要是感染性疾病产妇，比如乙肝、梅毒等感染者。“大多产妇都是想剖的，”她说，“自己打定主意想顺产的人很少。”一名患有乙肝的年轻产妇，怀孕八周就来找她，开口就是“我要剖”，理由很简单：怕孩子得乙肝。唐雍艳反复解释，科室的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成熟，新生儿出生后及时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阻断成功率在95%以上，顺产并不增加传播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诊疗指南都明确指出，剖宫产不应常规用于阻断乙肝母婴传播。但产妇不为所动，甚至搬出了法律：“我有自主生育选择的权利，万一出了事你负责吗？”唐雍艳很无奈：“道理都听懂了，但还是要剖。”

记者以产妇身份拨通了我市几家民营医院的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无指征剖宫产，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可以的，没问题。”记者表示不放心，追问哪个专家比较擅长，对方笑着说：“放心吧，我们这里哪个专家都能剖，您来了就行。”对此，多名公立医院的医生表示见怪不怪：“劝了半天的产妇，最后跑到私立医院直接就剖了。”

医生为产妇诊疗。苏报融媒记者 李静/摄

与三甲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景象不同，苏州市吴中区尹山湖医院妇产科主任潘小燕给出了另一组数据。这家二级医院的剖宫产率控制在20%左右，远低于全国超40%的平均水平。但潘小燕坦言，这并非因为考核压力——“没有扣分硬指标，我们干的是良心活。”控制得好，原因有两个：一是病理妊娠产妇少，有合并症的产妇都转去上级医院了；二是医生肯花时间劝。但流失同样存在。她举了个例子：一名臀位经产妇，完全有机会顺产，她劝了很久，产妇最后还是到其他医院剖了。

产科医生的三重困惑

产科医生们的困惑，远不止于门诊沟通的无效。更深层的问题，来自考核、信任与结构性困境三个维度。

第一层是考核。江苏省和苏州市均设有产科质控中心，每年统计各医院的剖宫产率，产科医生仍然受到这些质控指标的约束。多名产科医生表示，由于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剖宫产率天然偏高，加上不少产妇坚持要剖、否则就要转院，考核指标在实际执行中常常让医生感到“控制不住”的无奈。

第二层是信任。唐雍艳观察到，现在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变了。很多产妇走进诊室之前，已经形成了对分娩的认知框架——尽管这个框架往往不是专业的、平衡的，而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短视频平台上，“顺产侧切有多恐怖”“过来人告诉你顺产撕裂有多痛”这类内容的传播量，远远超过“顺产的生理机制”“剖宫产的远期风险”等专业科普。一个产妇可能在来医院之前，已经看了几十条渲染顺产痛苦的内容，而关于剖宫产疤痕子宫再次妊娠时可能发生的子宫破裂风险，她可能从未听说过。

“医生的苦口婆心，要和无数条短视频竞争。”唐雍艳说，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产妇非常难劝，她们对顺产的恐惧主要来自亲友经验和短视频平台；近两年，那些提供情绪价值的AI软件还会顺着她们的思路，输出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让她们深信不疑。而相比之下，文化程度高的人则更难劝——她们查了很多文献，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信息壁垒很难被打破。

第三层是结构性困境。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官网统计数据，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为75289人，相比十多年前大幅减少。产妇少了，竞争却更激烈了。不少公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坦言，大家都在控制剖宫产率，但往往“想控却控不住”——你不给剖，人家就走了。

我市多家医院妇产科不断优化待产环境，缓解产妇对分娩的紧张。苏报融媒记者 李静/摄

出路在哪

“顺产是生理过程，剖宫产是病理过程，只有具备明确的医学指征时，才应选择剖宫产。”唐雍艳介绍，疤痕子宫、盆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再次妊娠时的子宫破裂风险等等，这些都是剖宫产的远期代价，很多产妇并不了解。顺产后半年就能再次怀孕，而剖宫产要等两年。“现在初产妇年龄普遍偏大，生完第一个若想生第二个，间隔两年就奔着高龄去了，染色体异常风险也上来了。”她说。

面对这一困境，医生们在个体层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她们花大量时间与产妇沟通，一次不行就两次；不少医生制作了通俗易懂的科普折页，放在诊室门口供产妇取阅；有的医生尝试邀请成功顺产的“过来人”到产前课堂上分享经历，用真实案例打消其他产妇的顾虑。市五院的医护团队还组建了线上答疑群，每周四为患者解惑。此外，医院的镇痛分娩技术也已日趋成熟，为自然分娩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技术支撑。

“很多产妇怕的不是生，是一个人被推进产房的那种悬空感。”潘小燕表示，宫缩来了，疼得咬嘴唇，身边只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助产士，隔壁床的喊声隔着帘子传过来，不知道自己要疼多久，不知道还要等几个钟头，不知道孩子会不会突然出事……这种未知，比疼痛本身更折磨人。尹山湖医院的应对之策很简单——用陪伴对抗未知。产妇从宫口开全到胎儿娩出，全程有两名医生加一名护士守在身边，不是进来看看就走，而是始终寸步不离。产妇一看身边有这么多医生，心里便会安定不少。

“这些努力值得尊重，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零散、难以规模化、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产妇的认知。”唐雍艳感慨道，这种认知的重塑，或许需要医疗机构、教育系统、社区组织、媒体等多方合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记者手记：医学问题背后，是多重博弈

写完这篇报道，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剖宫产率的问题，远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它关乎信息传播。在算法推荐的时代，恐惧比理性更容易被放大，短视频的流量逻辑决定了“顺产很可怕”的内容会比“顺产很安全”的内容传播得更远。医生用专业知识构建的说服体系，和短视频用情绪渲染构建的传播体系，本来就不是同一维度的竞争。

它关乎社会信任。当越来越多的产妇对医生的建议抱有怀疑——你是不是为了完成指标？你是不是怕麻烦？医患关系就从一个合作问题变成了一个博弈问题。在这种博弈中，受损失的不只是医生的职业尊严，更是产妇和孩子的健康利益。

它关乎制度设计。剖宫产率考核的目的是好的，但如果产妇的“软性指征”又不被纳入考量时，这个考核就成了医生的负担而非工作的指引。公立医院面临的患者流失压力、一些民营医院的“来者不拒”，更是让这个问题从医学领域蔓延到了市场领域。

剖宫产是一台手术，它确实能救命。但当它被滥用，被恐惧驱动，被“好日子”绑架，被信息差放大，它就从一个医学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只是医生的坚持、医院的努力，更是一个社会对信息、信任的重新审视。

（苏报融媒记者 李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