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边生活了数十年，金凤仙没想到，湖面上的荷花，居然能成为市集上的香饽饽。一朵2元至5元，若再加一点花艺技巧，配一个莲蓬、加一点枝叶、卷一张荷叶，则能卖个更高的价格，收益远远超过了原本的莲蓬买卖。习惯了把鱼、蟹、莲藕等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金凤仙等农户，随着荷花市集的走俏，对“手艺创造价值”有了更深的体会。

靠一门手艺吃饭的农户，在苏州各乡村数量不少。而让这些“手艺”真正转化为“效益”，已有了制度层面的推动——早在2018年7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将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等纳入业务范围。政策通道打开，为苏州民间工艺组建乡土工艺类合作社提供了发展空间。

如今，放眼苏州各乡村，手艺类合作社数目有限，却各有特色发展路径。可见，以一个合作社为支点或连接点，民间手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

一方绣架的“破圈”之路

6月23日上午，苏州光福“轻绣森林”共享农庄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由英国科学院院士以及相关高校教授等组成的考察团队，在这里举行了一场乡村规划与空间治理研讨会。“轻绣森林”主理人府涵璐向远方来客介绍了自身的运营状况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设想。

府涵璐（左二）向外籍专家介绍发展状况。府涵璐 供图

在客人们眼中，府涵璐同样是一位特殊的“农户”。她出身于苏绣世家，曾经为了“不做刺绣”出国留学，回国后从事十年教职，但“血脉觉醒”让她回到了绣架前，并将苏绣当做终身事业。

有别于身边寻常的苏绣运营路径，府涵璐的做法有所不同。2020年5月，她牵头成立了苏州市吴中区遇涧乡土工艺专业合作社，这是吴中区首个手工艺类的农民合作社。“原本与绣娘有比较好的合作基础，加上政策利好，决定成立合作社。合作社20多位绣娘都是有几十年积累的资深手艺人，是‘人间国宝’级别，她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感情和家人一样。”在府涵璐看来，成立合作社后，绣娘还是那些绣娘，但组织形式和合作模式变了。

然而恰恰是这一变化，将绣娘从产业线上的工人变成了共同创业的主人。“在制度上有了保障，绣娘每个月有基础收入，到年底还有分红，收入多了，管理也变得扁平化。对大家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荣誉感和积极性更高，更有利于团队发展和增收，对品牌运营、市场拓展和文化传承都有利。”基于组织形态改变带来的优势，府涵璐打开了更大的运营空间。

品牌运营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府涵璐参与创办苏绣品牌“向红绣府”，统一对外使用，并积极推动“非遗出海”。“从美国、加拿大到匈牙利、法国、英国、马来西亚等，通过苏绣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海外。从文化出海这个层面看，商业只是很小的一方面，让我们的手工艺主动走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文化精髓是什么样子，才是更重要的。”府涵璐说。

基于合作社的另一种合作模式，是共享农庄。府涵璐利用家中花木基地的闲置空间，创建了以苏绣为主题的“轻绣森林”共享农庄。“轻绣森林”吸引了当地30多户村民参与合作，部分村民成为共享农庄的讲解员和老师。有研学活动时，他们能向年轻人传授经验和知识。

另一个从未有过的探索，是今年府涵璐将招收第一批以苏绣为专业的学生。在此，她向苏报记者透露，早在去年9月，她作为人才引进已回到了久别的校园，在吴中技师学院建立了苏绣专业，并将于今年招收首批学生。“这是全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苏绣5年制高级工专业。第一批计划招收30个女生，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到建立课程体系等，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府涵璐希望这里能成为培养苏绣年轻人的“黄埔军校”。

由此，从合作社到“轻绣森林”再到苏绣的“育人基地”，府涵璐以合作社为连接点，串起了一条产学研结合的链条。这个链条上，资深绣娘队伍稳定，品牌文化轻舟出海，人才基地育人有方。

“回看苏绣2000多年历史，它是活的，不断创新的，是顺应需求的，它每个时代都在变，只要技艺内核不变，形式是可以变的。而合作社是一个环节，帮助稳定了队伍，是对当下发展有利的合作形式，可以理解为是工具和途径，是手艺人自然而然的选择。好比是OPC、工作室，只要对行业发展有利，就值得尝试。”对手艺类农民合作社，府涵璐有着清晰的定位。

基于“审美”的产业变局

两个乡村，两类手艺，借助合作社经济模式，各自打开了别具一格的发展局面。当荷花的价值体现，逐渐由农产品到观赏品转型，其产业合作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借鉴的空间？

荷花市集上农户用花艺为荷花增值。苏报融媒记者 叶永春/摄

在苏州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军看来，一束荷花，所承载的花艺的价值，类似于“果腹”经济向“审美”经济的产业变局。过去荷花种植的核心目标是产出莲藕、莲子等农副产品，功能定位围绕食材供给，解决农户基础增收、群众食材需求，是典型的温饱型农业，产品附加值低，产业模式单一。如今看荷花市集的火热程度，可以明显感觉到，荷花的功能正逐步向审美价值转型。“花卉经济虽属于农业领域的小众品类，但其附加值显著高于粮食作物，农户对经济价值的认知也在发生转变，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市场化、趋利化特征。”李军介绍，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退养”政策实施后，部分东山镇蟹塘、鱼塘转型种植水生蔬菜和荷花等，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

因而李军认为，荷花文化深植于民众基因之中，这种文化根脉的复苏与觉醒，可为产业发展注入深层动力，未来随着认知提升与模式创新，荷花产业在农民合作社框架下的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副教授孙其勇长期从事农耕文化、乡村振兴研究，曾对苏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过系列专项调研。他认为，从产业发展维度看，手艺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传统的以农产品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相似之处，即均属于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必然在特定的阶段对产业发展有利，比如在技术上、市场上，形成相对封闭的家族性抱团，在取得一定成果后，进而可以扩大团队，甚至由一个核心村扩大到周边的几个村，形成规模化效应。但应该看到的是，传统手艺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具有乡村手工艺的发展特点，即传承往往带有亲缘关系，发展空间需要具备一定的渊源。

因而，手艺类合作社发展要富有朝气和生气，不可忽视后备人才的培养。“要顺利完成新老交替，降低年龄结构，改变知识结构，让人才回归到乡村，紧紧依靠网络经济、网络平台，打造顺应年轻消费群体需求的产品，才能推动合作社继续发展，向科技型农业、企业化运营转型。”孙其勇介绍。

一间山房的“生根”之策

“this，sixty，one！this，twenty，one！”6月28日，虎丘山风景名胜区一间文创店内，面对几位好奇的外籍游客，徐佩根用简单的英语词汇介绍着面前的工艺品。他面前是一张小桌，上面铺满了他做的砚雕作品以及书签等工艺品，桌子特地留出了一小片区域，是他的制作空间。

徐佩根在文创店的展示窗口。苏报融媒记者 叶永春/摄

徐佩根来自吴中区木渎镇天池村，是吴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㠛村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在虎丘景区的文创店拥有一个非遗现场展示窗口，展示及出售他和村里其他手艺人的作品，正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他将作品带到虎丘售卖。“那时候旅游市场刚热起来，本地的砚雕作品很好卖，而且能卖得起价格，就自己做了拿过去卖。”回想当年，徐佩根称如今与当年最大的区别是，作品来自农民合作社，而且风格与传统的相比，已有了很大创新。

徐佩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天池村，注册于2021年，是一处名为“竺坞山房”的乡村文化空间。竺坞山房内，展示着砚雕、砖雕、核雕等56位手艺人的代表作。苏州竺坞山房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是天池村乃至木渎镇的首个手工艺类农民合作社。

“现在市场需求变化大，特别是年轻人的喜好，与以前不大相同，而一个手艺人能做的终究有限，大家成立合作社后，人脉和资源可以互通，平台更大，想得也更多了。”在徐佩根看来，借助合作社这根纽带，将散落在村里的手艺人重新编织到了一起。就在前不久，他在虎丘展示砚雕制作时，有一位学生提出请他用石料雕刻一把吉他，想将这件作品赠送给自己的老师。这个创意，由徐佩根带回了合作社。一把砚雕吉他，给了村里的同行启发，也为合作社增加了一件热销作品。

合作社依托村里的资源成立，得把根扎得更深，才能活得久。抱着这个想法，徐佩根做了几件事。他先将竺坞山房打造成一个平台。在这里，可以展示手工艺品，可以看书休闲，还可以开展研学活动。他甚至还与高校合作，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在开展乡村、山林环保志愿行动的同时，挖掘周边的人文历史遗迹。于是，徐佩根有了两个竺坞山房，一个在脚下，一个在心里。“脚下这个是合作社，是文化空间，是乡村振兴的阵地；心里的这个，是儿时记忆中的乡土，是乡土手艺的文脉。”

“曾经还有人问，手艺类农民合作社是不是乌托邦？我说没有产出的话，就什么都不是。”徐佩根同样面临“老手艺要吃饭”的问题，为了让手艺变现，他模仿带货直播，在制作砚雕时，会给自己开直播，哪怕观看人数最少时只有个位数。有时他会拍短视频，村里的一只猫、一位老人、一碗乌米饭、一棵小笋，都能成为他镜头里的叙事对象。“前阵子村里一位老木匠，做了扫帚原本只能自己用，给他拍了视频后，居然有人在网上下单了。村里的一位阿婆，还有人会关心她最近吃什么。”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徐佩根拉近了外界和村里的距离。

根要扎得深，视野也要宽。前不久，徐佩根的合作社同当地一所中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在校园推出非遗作品展。“孩子们的长辈，原本就有不少是从事这门手艺的，现在看到作品，他们才会体会到这项非遗和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正如坚守“技艺内核不变，但形式可以变”这一创作路径，徐佩根认为合作社同样是形式的一种，其内核是乡土文化和技艺传承。

（苏报融媒记者 叶永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