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城厢镇中心广场的噪音问题，困扰了周边居民和酒店许多年。广场上常驻流动KTV摊贩和几支广场舞队，紧邻广场的酒店前台“一晚上要接两三个投诉”，对面小区的居民“窗户都不敢开”。社区、城管、环保都来过，每次安静两三天，然后恢复原样。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城中派出所依法对屡教不改的摊主进行了处置，广场终于安静了下来。

放到全国看，2025年噪声投诉总量约683.3万件，社会生活噪声占比超过七成，苏州一地就在10万至20万件区间。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普遍性的城市命题：公共空间的使用权与居民的安宁权，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冲突双方的权利都正当。跳舞的居民有使用公共空间健身的权利，摆摊者有依法经营的权利，周边住户和酒店客人有享有安宁的权利。三种权利在同一片物理空间内碰撞，没有任何一方天然优先于另一方。过去基层治理之所以陷入“劝停—复响”的循环，恰恰是因为处理方式停留在“谁投诉就劝谁让步”的末端应对，而没有正面回答权利配置这个根本问题。

太仓的突破，首先在于它不再把噪音当作“谁对谁错”的道德判断，而是拆解为“哪种权利、以何种方式、在何种限度内行使”的操作性命题。广场舞团队是本地居民、固定领队，属于邻里间的权利摩擦，宜以调解协商划定时间与音量边界；流动KTV是收费经营、人随设备走，属于经营权利与安宁权利的正面冲突，必须以法律程序明确后果。同一种噪音，两种权利属性，对应两套处置逻辑。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对权利配置的精细化回应。

但厘清权利属性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是：当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谁来划这条边界？派出所副所长陈清泉的话给出了答案——“商量要有分量，就得让规则有约束力。”权利配置不能只靠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妥协，必须有刚性的制度兜底。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商量”，最终只会沦为权利博弈中强势一方的拖延工具。太仓先用大量协商摸清底数、建立信任，再在告知无效后依法处置，本质上是在用“柔在事前、刚在底线”的方式，为权利边界装上牙齿。

技术手段的介入，则为权利配置提供了事实基础。苏州多地尝试用智能监测设备把模糊的“扰民感受”转化为可记录、可核验的数据，让权利冲突的讨论建立在同一套事实之上。技术不能替代价值判断，但它能让边界划定更有依据。

归根结底，公共空间的使用权与安宁权并非零和博弈。治理的艺术，不是让某一方权利压倒另一方，而是在有限空间内找到动态平衡点——让跳舞的有场地，让摆摊的有出路，让居民有安宁，让商家有经营环境。这个平衡点需要技术去发现，程序去维护，协商去调整，法律守住底线。一个人可以解决一个广场的问题，一套机制可以解决很多个广场的问题。权利边界的答案，不在分贝高低，而在机制之中。

（苏报融媒记者 刘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