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5日，苏州南门外杏秀桥南堍，一片荒郊野地忽然热闹起来，不远处是京杭大运河静静的流水。
那一年，新中国“一五”计划收官在即，苏州正从一座消费型古城向工业城市艰难转身。也是在同一年，一座化工厂在这片土地上破土动工——苏州骨粉厂，半年后改称苏州化工厂。
谁也不会想到，这粒微小的工业火种，日后会燃成燎原之势，成为苏州人记忆里那个“大厂”，成为几代苏化人安身立命的“家”。70年后的今天，这家工厂已经历3次搬迁、3次跨越，从姑苏城南到张家港，再到布局宁夏打造新产业基地，完成了一家小骨粉厂到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的蜕变。
建厂初期的氯碱高级工程师薛本东，今年已经101岁，是苏化活着的工业记忆。他满含着情感告诉记者，那时候苏州刚建起氯碱厂，缺设备、缺资料，一切都要摸索。“我们这批技术人憋着一股劲，只想把本土化工产业做起来，为苏州争光。”
春寒料峭，破土时
1955年，当时的华东局经政委员会统筹工业布局，决定把山东青岛胶厂一分为三，布点扩大生产，安徽蚌埠一家，江苏选在苏州建苏州骨粉厂。原本选址镇江，连苏联专家维特曼都点了头。可轻工业部审批时，维特曼又推翻了自己的意见，重新选址，绕了一大圈，最终定在了苏州南门外这片既是旧机场又是水稻田，有公路有运河又没有居民点的地方。
当年12月，苏州骨粉厂筹备委员会成立。干部从镇江抽调过来，总共11个人，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先在中街路一个德国工程师的旧客厅里落脚，再搬到伍子胥弄念珠街23号，后来又临时驻扎在人民路还没修好的文庙里，漏墙破洞，门窗穿风。
1959年，著名画家杨明义创作的苏化《月夜会战》
建厂前的苏州，像样的工厂寥寥无几，整个社会仅有民间手工业和各种小作坊。这座城市的工业像一张白纸，百废待兴。1956年，苏州骨粉厂的动工，打破了城南的沉寂。
值得一提的是，建厂之初厂里来了一位德国工程师。他叫白少夫，4岁随父母到青岛，到1955年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起初他不愿意来苏州，但被苏州市各级领导的诚意打动，最终留了下来。他带着技术人员承担起工厂二期工程设计，旧设备从青岛拆过来，在他手里重新安装、调试，一一运转起来。苏州第一个有外籍工程师的工厂，就这样诞生了。
1956年8月，一期工程大致建成，青岛搬迁工作基本结束，两路大军会合。不到4个月，设备安装完工并验收交付。当年还剩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产值15万元。在这片沉寂多年的土地上，新中国工业的一个细胞开始分裂、生长。
南下的人，扎根的家
青岛老厂有个规矩：想进厂当工人，先考试。考题是肩扛一袋200公斤的杂骨，走50米，爬上三层楼，倒进下料槽。能通过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山东人。随厂南迁的143名职工，就是这么一群人。
这些人里，最出名的叫李丕义。他从扛麻袋的工人干起，一路做到厂长、党委书记。30多年间，厂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老职工们最难忘的还是这位“大老李”。他是苦出身，却极敬重读书人，那个动荡年月里，他尽己所能护着厂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车间里机器始终没停过。
1988年企业召开劳模座谈会，总经理杨振华（右一）与兄弟劳模张永德（左一）、张永乐（中间者）
那个年代，工作是真苦。骨头在工序之间全靠肩膀和麻袋来回倒腾，工具就是铁锹，劳保品想都别想。1958年就进厂的老职工许连元后来回忆，刚建厂时周围全是农田，骨头堆得像座小山，砸骨机日夜轰响，砸碎、清洗、熏制，提骨油做肥皂，取骨胶做胶片，余下的骨粉做肥料，一点不浪费。
活计虽然累人，但这个厂着实让工人们长了脸。凭什么长脸？凭的都是真实力：苏州第一只烟囱、第一座水塔、第一台大锅炉都竖在这儿，第一家用厂车接送工人的单位也是这儿……这个实力的背后，是从青岛南迁、扎根苏州的劳模张永德、张永乐兄弟，到全国三八红旗手姚镇；从刻苦钻研、攻克技术难关的工程师劳模陶镛，到以厂为家、躬身实干的老厂长李丕义、锐意革新的老厂长王宏熙。一代代苏化人以身许厂、以业报国，埋下了务实求真、无私担当的精神火种。
活儿干得漂亮，日子也过得有人情味。建厂之初，市里在南门外划了10亩地，建起一片家属宿舍，取名“化工新村”。南迁的厂领导、老工人都住在这里，算得上苏州第一个成规模的工厂家属区了。此外，厂里还盖了集体宿舍，2排平房，2栋2层小楼，单身工人们住在一起，下了班热热闹闹。
吃饭更是头等大事。食堂凭饭票打菜，几分钱一份，肉菜也就一两毛。冬天冷，下夜班的工人结伴去食堂喝碗热粥，蹲在门口聊会儿天再回去睡觉。后来，不忙的时候，厂里也热闹。爱打篮球的人多，下班后空地上组队打一场，旁边围一圈人喊好。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工会组织大家看电影、下棋，日子虽然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
“大厂”的排面
20世纪80年代，苏州化工厂和隔壁的苏州溶剂厂效益都好得出名。别的厂还在拿死工资，这俩厂月月发奖金，通过合规的流程评定，分3元、5元、7元三个等级。这在当时，算是率先在苏州工业厂矿系统开了绩效考核的先河，也让其他行业刮目相看。这在当时苏州工业厂矿系统里，算是头一个把绩效考核落到实处的。
福利更好。逢年过节，下班时分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里，苏化厂职工的车把上隔三差五挂着鱼，后座上驮着水果箱。食堂每年中秋前做豆沙月饼，铁皮饭盒装了往家里带，街坊四邻都能分一口。夏天西瓜一车一车往家拉，那是“高温补贴费”。
忆当年，栉风沐雨久久为功
厂里还会组织职工去庐山疗养，包了飞机让大伙上天转一圈，那个年代，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工作服发了一套又一套，面料从的确良到全毛哔叽，比商店里卖的还时髦。工人下班也舍不得脱，穿着回家、逛街、走亲戚，在街坊四邻面前面子十足。最实惠的还是房子，厂里把平房翻成楼房，好些人都搬进了新家。化工新村那一带，下了班满街都是苏化厂的人，穿一样的制服，走起路来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许连元的日子，也是这么过的。他在厂里恋爱、结婚、生孩子。妻子是从车间调来给他当帮手的69届学徒。俩人住在厂里宿舍，孩子放在厂办托儿所，24小时三班制，老师都是幼师专业。等孩子念小学了，寒暑假还有暑托班，表现好，厂里发奖状。
“我们吃住都在厂里，对厂里的感情一辈子都忘不了。”回忆那些日子，许连元语气里全是怀念。
一片荒地上的“乐果精神”
今天的人听“乐果精神”，可能会觉得陌生。但这个词在苏化集体历史上，分量极重。
1961年11月底，地处苏州娄门外的苏州农药厂并入苏州化工厂，第一批产品就是乐果，这也开辟了苏化厂生产有机磷农药的先河。
那时候农村缺农药，虫害一来，一年的收成就没了。1964年3月中旬，相关部门同意苏化建设乐果生产车间，并要求“安装一次成功，投产一次正常，质量一次合格”，7月1日要拿出产品。
《新苏州报》关于“乐果精神”的报道
于是，4月中旬，全厂动员，32名机修工和保全工、20多名辅助工人组成突击队，白天黑夜连轴转。没有起重机，用吊装葫芦；大件搬不动，十几个人喊着号子用滚木一点一点挪。厂领导盯在现场，技术人员随时调整图纸，食堂把饭送到车间门口。在多家兄弟单位的支援下，仅用70天便建成年产300吨的乐果生产车间，实现安装、运转、产品质量一次合格，首批5吨多乐果乳剂很快发往各地农村。
吴菊英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她和另外3个女工被评为“四名优秀女工”，后来被大伙叫作“四位铁姑娘”。“男人能干的，女的也能干。两人搭档扁担挑煤，十几筐不在话下。”铁姑娘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有一次，吴菊英伤了眼睛，眼泪止不住地流，“从胥门走到小日晖桥只要5分钟的路，因为眼睛痛看不见，摸回家走了1个小时。”她说起这事时语气很淡，“到了家哇哇大哭，哭完了眼药水点点，黑眼镜戴戴，好了还是该干嘛干嘛。”问她下次还去不去，她说去，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陈金科对当年的苏化发展印象深刻
大家都这样，不怕苦，不娇气，责任心重得压死人。班组长更是如此，生怕自己一个疏忽让厂里受损失，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有一次，一位班组长已经下班回了家，突然记不清一个阀门到底关了没有。那个年代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他二话不说，连夜从家里摸黑赶到厂里，亲眼确认了才算放心。这样的事，在那个年头不算稀奇。
这就是“乐果精神”。自力更生，奋勇拼搏，不计得失。
苏化人用汗水和肩膀，把一片荒地变成了车间，把一个从青岛搬来的旧厂，变成了苏州工业的一张名片。这个厂，建厂初期以制胶为单一产品，年产值150万元；到1989年，年产值超过1亿元，自有资金积累超过4000万元。这在苏州工业企业中称得上首屈一指，放眼全国同行业也屈指可数。
曾经担任苏州农业局局长的老领导陈金科对苏化记忆犹新：当时苏化农药紧俏到什么程度？四面八方的人来托关系，就为了开一张调剂单。苏化的产品，既要照顾苏州，也要支持全省全国。那个年代，苏化是一根产业链条，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城市工业命脉。
第一缕星火是怎样燃起的？就是这样燃起的。回望1956年，那些从青岛迁来的山东汉子，那些不满20岁就进厂的年轻学徒，他们用一辈子，换来了这座城市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本文首发于《现代苏州》第523期《苏化70年——一代实业人的奔流与突围》
（文 向煜 首发于《现代苏州》第523期）